“所有的考試都有缺點，你選的人不一定是最好的人，常常有非常優秀的人沒有被選上。”74歲的法蘭西科學院人文及政治學院院士巴斯蒂（Marianne BASTID- BRUGUIeRE）女士說。1988年至1993年她曾經擔任巴黎高等師范學校（以下簡稱巴黎高師）副校長，而她同為法蘭西科學院院士的父親也曾經就讀于巴黎高師。

　　盡管已經從巴黎高師退休數年，但巴斯蒂一直密切關注著巴黎高師的動向，她欣喜地注意到“最近5年來，巴黎高師除了招收參加常規入學考試的學生以外，也招了一批可以來旁聽的學生，這些旁聽生可以利用高師的教學設備和研究室，但他們不拿正規師范學生的生活費補助。”

　　近期，巴斯蒂受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之邀，來中國講學一個月。

　　據了解，法國高等教育領域并存著“大學校”和“大學”兩個獨立系統。其中，“大學”一般招生門檻并不太高，非常重視基礎學科建設，設有博士階段的文憑；而“大學校”的生源質量相對較高，招生要求學生進行兩到三年的預科班學習——這些預科班通常設在重點高中，隨后參加考試并擇優錄取，過關的學生由此接受相當于本科加碩士的教育，最終獲得專門文憑。但是，這類“大學校”一般并不設立博士文憑。

　　如果說“大學”體現了法國高等教育的民主色彩，那么“大學校”則代表著其精英主義傾向。國人較為熟悉的巴黎高師和法國國家行政學院（ENA）、巴黎高等商校（HEC）等，即屬于上述“大學校”。《泰晤士高等教育》就將巴黎高師這所世界上最古老的高等師范學校列為歐洲大陸排名第二的大學。這所由法國高等教育部部長直接管理的名校在法國國內高居大學排行榜第一名。

　　在英語大行其道的全球化語境下，美國的研究性大學一般都比較綜合，更有利于在全球名校中的綜合排名。相形之下，法國“大學校”體制中那些歷史悠久、精英色彩濃厚的著名“學院”在世界名校的綜合排名中并不占優勢。

　　去年8月，上海交通大學世界一流大學研究中心發布的“2013年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中，美英大學的優勢仍然非常明顯，歐洲大陸地區排名最高的是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排在世界第20位。這也是該排行榜發布以來第一所躋身世界前20強的歐洲大陸地區的大學。

　　法國高校特別是法國人長久以來引以為傲的“大學校”中那些“學院”，在上述“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中的位置并不太靠前。對此，巴斯蒂倒很淡定。她認為：“這標準是按照美國制度，不符合我們法國的高等教育制度，不考慮這些專門性院校跟我們的國家科學院的研究所有合作的項目和成果。”

　　巴斯蒂反對將法國大學與美國大學進行簡單化類比，“美國人口是法國的5倍，除了哈佛、耶魯這樣的名校，美國有很多大學的水平并不高。哈佛現在有3萬學生，他們有他們的美國模式，我們直到現在只有一個歐洲模式。”

　　“二戰”以來，巴黎高師的地位受到法國國家行政學院和巴黎高等商校等學校越來越大的挑戰。2008年引進出版的《巴黎高師史》也顯示，越來越多的高師畢業生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開始進軍商界、政界以及新聞界。

　　當中國青年報記者提到這一“務實”轉向時，巴斯蒂并不太以為意。她擔任巴黎高師副校長之前，該校章程就明確寫道：“通過高水平的科學與文化教育，學校培養的學生將從事基礎或應用科學的研究、大學、預科班、中學的教學，以及國家、地方、公共機構或企業的行政管理。”

　　巴黎高師的學生在校期間享受法國政府提供的生活費補助，他們學滿4年畢業以后按規定要為國家工作十年。在巴斯蒂看來，這個“服務”是廣義的，不僅包括去中學或大學教書，還可以是在圖書館、博物館工作，在外交部等國家機關里工作，“像外交官，如果只有巴黎政治學院培養的人來做外交官，這是不行的，因為這些畢業生有的像機器人一樣呆板和單一，需要外面的人來充任外交官，他們的看法是不一樣的。高師的畢業生往往文章寫得比較好，我們要利用好所有的天才。”

　　如今，法國的移民問題非常突出，一些法國郊區中學存在著校園暴力、吸毒等各種讓人憂慮的問題，某些巴黎高師的畢業生在這里束手無策甚至自己患上抑郁癥等精神疾病。然而，高師人那種為社會公共利益獻身的擔當精神并沒有被嚇退，讓巴斯蒂驕傲的是，“有一部分我們的高師畢業生還是愿意去那些郊區中學，他們愿意給那些有困難的孩子以幫助，認為這是有意義的。他們教的很多是第二代移民的孩子，他們的父母一般是文盲，幫不上他們，屬于最困難的群體。”

　　具體到巴黎高師的經濟科專業的學生，“因為經濟方面的才能突出而往往比較活躍，常常有人主動去找他們，這樣就業后拿到的工資比在大學里教書的工資要高很多。這些學生喜歡經濟實務，他們就去做，這是好事，因為他們的知識還是可以利用上，與應用在其他領域是一樣的。知識豐富的人，在任何地方都有用，他們可以為社會為共同利益服務。”（張彥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