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慧卿/漫畫

　　近日，新聞傳播類知名學術期刊《國際新聞界》刊登一則《關于于艷茹論文抄襲的公告》，稱北大歷史系博士于艷茹刊發(fā)的一篇論文，有大量內容為抄襲。昨天，北大歷史系回應，因于艷茹已經畢業(yè)，發(fā)表文章屬文責自負，北大將組織專家學者對其博士學位論文重新進行核查。(《北京青年報》8月24日)

　　質疑

　　剽竊論文為何一路綠燈

　　在這起事件尚未“蓋棺定論”之前，我們無法確認博士生于艷茹的論文是否存在造假問題，但是，近些年來，關于學術造假的問題卻是時有發(fā)生。總有一些高學歷者，為了獲得更高的學歷證明，總是不擇手段投機取巧、弄虛作假，對于此類品行不端的高學歷者，應當受到社會和公眾的排斥。畢竟，對于一個素質過硬的高材生，不僅應當具備豐富的知識，更需擁有過硬的品行。

　　另外，在學術把關方面，理應做到嚴謹、縝密、細致，可是，為何總會有一些“剽竊論文”得以蒙混過關，繼而一路“綠燈”呢？這也從一個側面透露出當下學術界存在的浮躁甚至腐敗之風。按理說，在當前網絡世界迅猛發(fā)展的大形勢下，想要對一篇論文的真?zhèn)芜M行識別并非難事，只要相關專家、學者能夠多下一些功夫，自然可以輕松識破“剽竊論文”。

　　可是，讓公眾遺憾的是，一些專家、學者一來在這方面投入時間和精力不夠，而是在收受了“好處費”之后，便導致相應的把關工作流于形式。其實，要求學生撰寫論文，這是對學生綜合能力的一次“大練兵”，從而培養(yǎng)學生理論、實踐以及文字等各方面的能力，而要想撰寫出高水平、高質量的論文，學生自然需要在這方面狠下工夫。

　　而一旦“剽竊論文”可以輕松蒙混過關時，很容易導致學生們出現松懈、懶散、應付等不良心態(tài)，也不利于為國家培養(yǎng)出更多優(yōu)秀人才。無論如何，面對這次北大博士生“抄襲風波”，提醒廣大學校的專家、學者在學術工作當中多一些嚴謹、多一些細致，不僅要對每一篇博文進行嚴格把關，更要在灌輸學生科學文化知識的同時，引導大家誠信、本分做人！（周軍宇）

　　評判

　　應成學術凈化的契機

　　“北大博士抄襲”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了“北大博士”這個耀眼的身份外，還因為這是國內學術期刊以非常罕見的“公告”形式曝光學術不端行為。

　　學術抄襲亂象屢禁不止，學術期刊等學術機構難逃其咎。收錢發(fā)論文的潛規(guī)則暫且不議，即使被曝出論文剽竊丑聞，學術期刊一般的做法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般不會“撕破臉皮”，無疑助長了學術抄襲現象。這次《國際新聞界》打破了“常規(guī)”，在確鑿的證據面前，果斷發(fā)出公告，體現了對論文剽竊說不的勇氣，給同行樹立了榜樣。

　　不過，這不是《國際新聞界》“一個人的戰(zhàn)斗”，論文抄襲泛濫的背后，有一個數以億計的龐大“論文產業(yè)鏈”，更有一個已經異化扭曲的學術評價體系。眾所周知，研究生要畢業(yè)，必須發(fā)論文；教師評職稱和晉升，更要發(fā)論文，學術成就和物質利益緊緊地與論文捆綁在了一起。論文綁架了學術，也綁架了學者的道德和良知。

　　但不管論文背后包含著多少物質利益，也不管學術評價體系多么扭曲，學術剽竊都是踐踏學術底線和做人底線的行為，必須受到應有的懲罰。學術剽竊與偷盜行為沒有本質差別，其最終目的都是不勞而獲，甚至學術剽竊背后的物質誘惑更大。懲罰學術不端需要學術界拿出“刮骨療毒”的勇氣和行動，學術機構要敢于直面自身的丑陋，以零容忍的態(tài)度曝光一切抄襲行為，營造一個干干凈凈的環(huán)境。

　　“北大博士抄襲”事件只是個案，相信北大也會給學術界和民眾一個交代。但這個個案的最大意義，或許是學術自我凈化的契機，讓“公告抄襲”成為懲罰學術不端行為的“常規(guī)動作”，讓所有抄襲者前功盡棄、身敗名裂。

　　歸根結底，學術凈化關鍵還是要靠自己去救贖。一個人的抄襲是一個群體的恥辱，學術界應當有這樣的共識。（陳廣江）

　　建議

　　論文抄襲自當終身究責

　　北大博士涉嫌嚴重抄襲，確實令人大跌眼鏡。用編輯部的話說，“除了提要和最后的幾句結論，幾乎都是抄的！行文完全一模一樣，注釋都搬過來！”《國際新聞界》認為，之所以大張旗鼓地公告抄襲行為，是因為“于艷茹這篇論文的抄襲情況是期刊目前遇到的最嚴重的一篇。”可見，反抄襲技術再升級，也難免遭遇漏網之魚；而要防患未然，加大違規(guī)成本，顯然是核心之舉。

　　在高校自治的語境下，這首先有賴于權責明晰的學術規(guī)范體系。譬如，根據《北京大學研究生基本學術規(guī)范》，“已結束學業(yè)并離校后的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間存在嚴重違反學術規(guī)范的行為，一經查實，撤銷其當時所獲得的相關獎勵、畢業(yè)證書和學位證書。”當然，此《規(guī)范》的適用范圍也包括“在讀期間存在學術失范行為的已離校研究生”。這也就意味著，于艷茹涉嫌嚴重抄襲一旦坐實，或將面臨大罰單的責罰。

　　但問題是：是不是每所高校都在學術不端上有嚴明的“規(guī)矩”？是不是這些“規(guī)矩”的度量衡都秉持基本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這種“自理門戶”的調處方式，會不會因為人情關系而導致尺度扭曲？這些追問，顯然不是杞人之憂。近年來，高校及科研機構的學術不端事件層出不窮，而姑息遷就的惡例，更是司空見慣。查究難、責罰難，“自己人監(jiān)督自己人、自己人查處自己人”——這也是學術不端屢禁難絕的重要根源。

　　于此而言，在學術不端治標不治本的當下，更當以重典整治學術亂象。一是借鑒食安辦等職能機構設置的經驗，及早建立全國性學術不端查究中心，從國家層面捍衛(wèi)知識產權、凈化學術風習。二是加大學術不端的罰單籌碼。三是追究導師責任。（鄧海建）

　　提醒

　　拋開身份標簽別傷及無辜

　　對于《國際新聞界》的抄襲公告，很多人將其視為是在向學術不端開戰(zhàn)。然而在筆者看來，這無疑放大了抄襲公告的意義，因為對于艷茹抄襲的認定來源于有人舉報，而且于艷茹的論文已經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國際新聞界》，所以這更像是一家學術期刊的自我補救。客觀而言，于艷茹抄襲能夠成功，能夠蒙混過關，《國際新聞界》同樣需要承擔一定的責任。

　　于艷茹抄襲事件有三個細節(jié)值得關注，一個是一篇30年前的文章為何還能登上《國際新聞界》這樣的核心期刊。于艷茹抄襲的文章寫于1984年，翻譯之后發(fā)表于2013年，是抄襲的文章太有生命力，還是我們關于國際新聞界的研究太過膚淺。換而言之，一家研究國際新聞界的期刊，怎么會發(fā)現不了這樣簡單的抄襲？是職業(yè)素養(yǎng)的問題還是知識積累的問題？另一個細節(jié)是于艷茹抄襲的指定來自于一名教師的偶然發(fā)現。試想如果沒有這種偶然，于艷茹的抄襲還會不會被發(fā)現？尤其是對于這樣一篇很冷門的理論文章。最后一個細節(jié)是于艷茹的專業(yè)問題。發(fā)表論文時于艷茹的身份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生，可其發(fā)表文章的內容盡管與歷史有關，但更側重于新聞方面，這種詭異的行為為什么沒有引起期刊編輯們的警覺？

　　對于學術而言，抄襲是最大的恥辱。然而在名利的誘惑、發(fā)表論文數量的限制等種種現實因素影響之下，不少人選擇了冒險抄襲。有的人也確實憑借抄襲有了名，有了利。而一些期刊雜志更是為虎作倀，助紂為虐，借機斂財，為抄襲大開方便之門。《國際新聞界》主動揭發(fā)抄襲行為，體現了一家學術期刊的責任擔當，也是對抄襲者的一種震懾。但是對于艷茹抄襲事件，我們也應該客觀公正地看待，而不應放大其負面影響，甚至傷及無辜。因為抄襲更多的是一種個體行為，而非集體行為。（徐剛）

　　■三言兩語

　　●這次丟人丟到國際上了，該引起有關部門重視了吧？

　　——韓夢雅

　　●我們的學術罰單長期以來太和風細雨了。

　　——國俊云

　　●論文抄襲泛濫，無疑原因眾多，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包括國內學術期刊在內的有關媒介對這一現象睜一眼閉一眼。

　　——馬亦中

　　●早該對抄襲現象“零容忍”。

　　——楊經義

　　●我們的處罰措施太輕了，對造假者和造假行為根本起不到有效的震懾和遏止作用。

　　——林銘學

　　●一篇論文成功行騙，成功的喜悅，足以支持當事人繼續(xù)行騙下去。

　　——劉志偉

　　●通過此次國內學術期刊的高調、大篇幅曝光論文抄襲，再一次折射和放大了國內學術論文造假的嚴重。

　　——鄒福明

　　●很多論文抄襲，領導、導師難辭其咎。不少論文總要掛上導師及領導大名，那么，承擔學術不端后的“連帶責任”，也是自然不過的事情。

　　——張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