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日本細胞生物學研究員小保方晴子因論文造假在日本學術界引起了轟動，但這樣的事在中國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在5月23日舉行的第十六屆中國科協年會科學道德建設論壇上，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張宏一針見血地指出。

　　和張宏一樣，參會的專家學者都圍繞“科技評價與科研誠信”的主題，毫不客氣地對目前的學術不端和學術失范行為進行了激烈批評。

　　中國科協常委、常委會科技工作者道德與權益專委會副主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中科院院士楊衛用一組數據說明自1996年以來，中國的研究能力和學術產出發展迅速，但出現了兩個問題：一是在學術成果大幅提高的同時，學術誠信卻越來越遭到質疑；二是盡管學術產出數量增幅大，但質量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他舉例說，2010年，《浙江大學學報(英文版)》編輯部主任張月紅對編輯部收到的5000多份國內外投稿，用CrossCheck軟件進行檢查，結果發現約有1700多篇(即31%)的論文存在不合理引用和抄襲情況。隨后，英國《自然》雜志就張月紅發現的這一情況，刊登了題為“中國某期刊發現31%的投稿存在抄襲”的稿件，在中國學術界引起極大震蕩。

　　“學術誠信影響了中國學術界的聲譽。造成學術不端和科研失范的原因有很多，如：競爭壓力、急功近利、經濟成本、監督機制等，但更重要的一點，還是科學評價的施壓。”楊衛說。

　　“現在對一個單位的評價都是擁有多少院士、‘千人’、‘杰青’、經費以及多少重點項目、獎項等；對個人的評價則是發表多少文章，實驗室面積有多大、實驗經費有多少、獲得過哪些獎勵。”張宏說。

　　中國科協常委會科技工作者道德與權益專委會委員康克軍則指出，目前科技評價體系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強調文章、SCI文章、科研項目、科研經費、學科數、博士點和碩士點等的“數量和文章導向”；強調年度發表論文數、科研項目數、科研經費數和獲得獎勵數的“短期導向”；強調本人是否是文章的第一作者、是否是本項目負責人、是否是成果的第一完成人的“個體導向”等。由此造成片面追求數量，而質量低、水平低，不擇手段爭取科研項目和科研經費，科研成果沒有效益、甚至成果造假。此外，科技創新個體化，“誰也別摻和誰”，團隊建設越來越難，越來越不能打硬仗。

　　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康克軍教授說，世界上一些頂尖大學每年新增的專利也就兩三百個，而清華每年新增專利上千個。“其實很多專利并不是有價值的，我問為什么有這么多專利呀？人家說，有些項目結題時候必須要有專利，沒有專利不給你驗收”。

　　曾在中國科技大學工作10年的中科院監察審計局局長李定也指出，由于評價體系的“推波助瀾”，使得很多大專院校熱衷于規模效應，一般本科院校熱衷于增設碩士學位點，重點高校則熱衷于建設一流研究型大學，造成辦學模式趨同，學科設置重疊。

　　他說，國內某大學的評價中，人才培養指標占總分的60%左右，辦學規模越大得分越高，培養層次越高得分越高，即培養一個專科生只有0.4分，而培養一個博士生則有20分。“有點類似于企業500強，銷售收入越高排名越靠前。但大學排行應質量優先，一流大學的建設與企業不一樣，企業允許適度虧損，人才培養不能出殘次品。”李定說。

　　他舉例說，法國巴黎高等師范學校每年僅招收200多名學生，畢業生大概只有2000名。這個學校只發文憑，不授學位，要想獲得博士學位，可在這里培養，但必須到別的高校注冊。按照中國某些大學評價的排名，巴黎高師恐怕要名落孫山了，但這個學校卻培養出13位諾獎得主、10位菲爾茲獎得主，還有生物學之父巴斯德、蓬皮杜總統和兩位總理等。

　　令人擔憂的是，大學排行的規模導向使得許多大專院校熱衷于擴招、合并、擴張，但高等教育的迅速擴張卻沒有解決國民素質和人力資源的問題。

　　此外，盡管學科評估和各種大學評價不與經費直接掛鉤，但仍給學校帶來很大壓力。“評價的壓力，使許多學校利用一切關系去爭取科研項目和經費，而且科研項目越大越好。”楊衛說，“目前很多大學的研究經費飛速增長，學校的科研經費遠比學費、政府撥款、校友捐款、校辦企業收入高。”

　　一份中科院的調查顯示，科研評價和激勵機制的導向是科研誠信的最主要影響因素。專家認為，科學評價是把雙刃劍，過度的評價會觸發科研的不端行為。

　　云南民族大學校長彭金輝把“急于發文章、急于拿學位、急于出著作、急于評職稱、急于拿獎項、急于當導師”的現象稱為：將“十年磨一劍”的執著與艱辛變成“一年磨幾把小刀”的短期速成。

　　而一直讓張宏費解的是，為什么學術不端和科研失范大多是網絡和媒體發現的，而不是科學共同體發現的？“我們的科學評價體系、監督機制、懲罰措施在哪里？”

　　對此，中國科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書記處書記張勤坦言：“科技評價體系還存在許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第三方評價機制不健全；科技評價規則有時執行不嚴，流于形式審查；監督及處理的手段太弱，導致審查、評價過程中形成尋租和腐敗，違規代價過低等。”

　　他分析說，目前，評價指標不全面，有些在操作上過分簡化，使得對于某些群體的評價不科學、不公平。比如，某些單位對科技工作者只以核心期刊論文發表數、部委級課題承擔數等進行考察，而忽略了學術內容和實際貢獻。同時，評價的操作不嚴格，只重形式、不管內容，評價時只找熟人或有學術關系的圈內人，互相捧場。此外，外行評內行，權力左右學術評價。由于評價權、審查權往往依附于行政權，評價工作常常要聽命于行政權力；由于對評價的監督不夠，使得評價不透明，就會發生暗箱操作的現象。

　　“科技界學風浮躁、學術失范和學術不端行為，腐蝕了科技界的肌體，損害了科技工作者的聲譽。”他說，科學道德和學風建設所面臨的挑戰，從內在原因看，是一些科研工作者道德約束力削弱、科學精神缺失、急功近利思想泛濫所致；從外部環境看，與科技管理體制改革滯后、科技評價體系不完善、科學道德教育機制不健全、學術批評與監督不力等不無關系。

　　“不要因為走得太遠，忘了我們當初為什么出發。”一直把這句話掛在辦公室墻上的張宏說，他在國內一些大學看到，還是有很多大學老師和研究者希望“大學做大學曾經想做的事情，把科學和名利分開”。在張宏看來，“科學就是科學，跟科學無關的都應‘Pass’掉。” 本報記者 張文凌 通訊員 劉春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