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也可見，盛產優質硬木的越南，販運包括花梨在內的物品到中國，是理所當然的。再來看看明清時期各種花梨的價位。

　　明隆慶元年的《兩浙南關榷事書》開列各類木價：花梨、烏木每斤銀四分，鐵力二分，紫檀一錢。清人編《浙海鈔關征收稅銀則例》中，“紫檀每百筋稅銀五錢，紫榆木每百筋稅銀三錢，花梨木、烏木每百筋稅銀一錢五分。”清梁廷栴(zhān)《粵海關志》：“花梨板、烏木每百斤各稅一錢，番花梨、紅木(指酸枝)每百斤各稅八分。”

　　以上略舉幾例，用以說明海黃在明清時期，價位與越黃甚至草花梨的價位相差無幾，并非如今天傲視群木，比越黃貴10倍，比草花梨貴上百倍，而僅僅是以一種材質優良的木材，混陳于眾多的木料中。因此，也不可能以今人的“涇渭分明”、一定要辨個水落石出的態度，來審視越黃和草花梨的；也不會為海南產的花梨木，單獨開列一處特別安放地。因此，明清時期，當然會有包括越南花梨，緬甸、泰國、老撾草花梨在內的花梨家具，被大量制作、使用。

　　那么，貴為天下第一宅的故宮，除了海黃家具，越黃、草花梨也能否闖入？答案是肯定的。從今天故宮擺放的清宮舊藏硬木家具材質看，除了大部分是海黃外，還包括小葉紫檀、酸枝木、草花梨、鐵力木、雞翅木、烏木、楠木，甚至今人看來都鄙夷的柴木家具。那么，憑什么就獨獨不讓越南花梨入宮呢？沒有理由。

　　比利時藏家德·巴蓋的藏品

　　先看被伍炳亮認為 “大多數系越黃”的比利時德·巴蓋的藏品。此君藏品2006年4月在北京故宮和南京巡展，時任文化部副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在為這些藏品結集出版的《永恒的明式家具》作序中說：這些藏品中“明代家具是最為重要的一部分，還有一部分是清代早期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用黃花黎木制作而成的”。但筆者翻開此書，卻發現不少非海黃、有越黃痕跡的家具。比如，P67的“雕螭虎龍炕桌”，該書說“獨板面心木紋細密瑰麗，展現出黃花黎木紋斑斕”。而實際上，明顯可見其材質疏松，油性不足，紋理呆板。P176的獨板面“成對方角柜”、P182的獨板面“方材圓角柜”、P157的“成對圈椅”等等，都缺乏海黃的獨特神韻。而P158的“圓后背交椅”、P154的“圈椅”、P130的“有束腰三彎腿長方凳”，等等，則是海黃的開門料所作。因此，伍炳亮所言“大部分是越黃”，或許有夸大之嫌，但基本事實是存在的。

　　再來看臺灣洪光明編著的《黃花黎家具之美》一書。該書收錄47件曾為亞細亞佳古美術與藝術顧問收藏的黃花梨家具與小件工藝品，其中也不乏明顯的越黃痕跡。如P36的“南官帽對椅”，材質偏臟，P38的“圈椅”木紋模糊，P55的面獨板“圓角A形木柜”油質和紋理，都系越黃明顯特征。而書中的P54“方角A形柜”、P61的“羅漢床”、P50的“束腰桌”、P70的“ 鎖箱”、P83的“轎箱”，卻閃爍著海黃獨特而雋永的潤澤美、紋理美。

　　故宮的花梨家具

　　故宮博物院芮謙所著《你應該知道的131件黃花黎家具》，把他(或許是故宮)認為是海黃的故宮家具大部收錄成書。其中不乏開門的海黃，比如用于封面上的P52“四出頭官帽椅”，通體油亮，系用海黃中的上等黃紅油黎打造，背板還是更幽黑的熒光折褶油黎。P99的“嵌大理石方桌”，系紫褐色油黎。P75的方凳，密度大，顏色紫黃。P31的“朵云紋藤心羅漢床”，三圍的紋理回旋，油性也夠。P83的“方桌”，一木一器，系紋理美的黃黎，P106的“螭紋方桌”系油質很重的黃紅黎，P112的長桌，很有紋理，系油性足的偏紅黃黎。大部分的家具則由于年代久遠，面上已泛白，加上當時打磨技術不過關，不能從書上看出是具體什么料。但可以斷定，大部分是易開采的海南東部黃色花黎，油性不如中西部油黎，紋理普遍順直，偶爾帶幾個結癤(即被北方人驚呼為代表海黃美的“鬼臉”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