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經濟日報）

轉自：經濟日報

12月19日，日本央行決定將政策利率從0.5%上調至0.75%，達到30年來最高水平，也是自今年1月日本央行將政策利率上調至0.5%以來首次上調利率。然而從實際效果來看，日本央行加息并未改變日元匯率低迷現狀，還進一步加劇了市場對日本政府財政狀況的不信任，日本經濟形勢仍面臨不確定性。

日本央行此前將“按兵不動”的重要原因歸結于對美國政府加征關稅影響的評估尚未完成，需要確認高關稅是否會顯著沖擊日本企業經營、抑制投資和工資增長，從而破壞剛剛出現的價格和工資改善勢頭。事實上，在10月的貨幣政策會議中，日本央行內部已基本形成高關稅政策對國內企業直接影響有限的共識。日本央行總裁植田和男也在本月初明確表示，“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正在逐漸消退”。此外，日本央行高度關注的明年春季勞資談判“初期勢頭”已顯現積極信號。由總行及全國33家分支機構實施的轄區內企業加薪意向調查顯示，有31家分支機構認為，2026財年的加薪幅度將高于或至少與上年度持平。

事實上，日本央行近期“按兵不動”的更重要原因似乎來自政府立場。經濟界普遍認為，高市早苗政府傾向于積極財政政策，對加息態度謹慎，日本央行一度擔憂與政府發生政策沖突。有分析認為，此次央行加息是高市早苗政府在多重壓力下的“妥協”。首先，在財政擴張政策持續推進的背景下，高市早苗政府難以忽視日元疲軟和通脹風險。若央行長期停滯加息，日元持續貶值將對沖高市早苗政府遏制物價上漲的努力。其次，干預央行貨幣政策將損害其獨立性，可能違反《日本央行法》。此外，美國政府對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虎視眈眈，這讓高市早苗政府不得不改變對日本央行加息的態度。

日本央行此輪加息對日本民眾的影響呈“兩極分化”態勢。一方面，儲戶和資產持有者受益。三菱日聯銀行、三井住友銀行和瑞穗銀行已宣布，自明年2月2日起將普通存款利率從0.2%上調至0.3%，達到近33年來最高水平。日本經濟界人士估算，普通存款和定期存款利率的上調，可帶來每年1萬億日元的積極影響。但另一方面，負債家庭將承壓。作為浮動利率抵押貸款基準的短期優惠利率，將從1.875%上調至2.125%，房貸利息支出增加將帶來約0.5萬億日元的負面影響。

不同年齡段受影響也不同。據統計，50歲以上家庭整體受益于利率上升，而40歲以下家庭則普遍受到負面影響。70歲及以上家庭年均可增加約4.1萬日元收入，而30多歲家庭年均損失約2.7萬日元；若僅統計負債家庭，29歲以下家庭年均損失約5萬日元，30多歲家庭約4.5萬日元。

企業端則面臨融資環境趨緊。存款利率上升有利于資金充裕的企業，但貸款利率上行將加重企業借貸負擔，尤其是已面臨原材料價格上漲和勞動力短缺壓力的企業。加息是否會對中小企業工資增長形成制約，仍需持續觀察。

政府財政層面的壓力同樣不容忽視。利率上行將推高政府債務利息負擔，據測算，政府債券的償還和利息支出預計將在下一財年超過30萬億日元，創歷史新高，而政府債務總額已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兩倍。在執政黨和在野黨紛紛主張減稅、擴大支出的情況下，財政可持續性問題進一步凸顯。國債遭遇拋售潮。12月19日，東京債券市場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升至2.020%，突破2%關口，創下26年來新高。分析認為，在高市早苗財政擴張政策引發的“高市交易”盛行之際，日本央行的加息措施加劇了市場對政府財政的不信任，進一步刺激了國債拋售。

值得關注的是，央行加息并未帶來日元走強。19日東京外匯市場，日元匯率一度跌至1美元兌157日元水平，創近1個月新低。通常情況下，日美利差縮小有利于日元升值，但市場對高市早苗政府財政政策的擔憂，削弱了加息的匯率效果。此外，日本央行總裁植田和男在記者會上的發言未達到市場預期，回避就“中性利率”（即作為加息基準、既不刺激也不抑制經濟的利率）做出明確表態。他稱，關于未來的貨幣政策，鑒于目前實際利率處于極低水平，將繼續提高政策利率，并根據經濟和物價狀況的改善情況調整貨幣寬松程度。市場有聲音認為，這一表態信息量遠低于預期，是“猶豫不決、熱情不足”的表現。有經濟學界人士預測，日本央行的中性利率或在1%左右，但未必與最終利率完全一致；在通脹持續上行的情況下，政策利率存在上調至1.25%的可能。有觀點認為，如果財政擴張政策延續，日元持續走弱，央行加息節奏可能被迫加快；反之，若經濟承壓或市場波動加劇，加息步伐亦可能放緩。

日本央行此輪加息，非但未能解決日元貶值問題，反而加劇了投資者對政府財政的不信任，造成“債匯雙殺”局面，還造成了“有資產者更富、負債者更窮”，充分暴露了高市早苗政府財政政策、日本央行貨幣政策以及日本經濟現狀三者間的結構性矛盾。未來日本央行貨幣政策將轉向何處，仍有待進一步觀察。（經濟日報駐東京記者 陳益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