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草嬰“六步翻譯法”更多是翻譯態度

　　新京報：高莽先生有篇文章談草嬰先生的翻譯，提到過他的六步翻譯法，基本上是一遍遍地在原文和中文之間打磨的過程，所以讀者印象很深的是草嬰翻譯的托爾斯泰幾乎沒有“翻譯感”，非常順暢就能進入文本，這是不是那一代俄語翻譯家的傳統？

　　劉文飛：其實這個感覺有可能完全相反。我們一般會說更像母語還是更像翻譯腔，用翻譯的理論就是“歸化”和“異化”。“歸化”就是更多地翻譯成中國文學的語言，比如詩歌的話對方有韻律我們可能翻譯成律詩；“異化”的話就是翻譯成所謂的“異國情調”。我們知道“五四”前后文化上有很大的鴻溝，這種鴻溝也體現在語言上。再清楚不過的是，五四以來的作家用的不是五四以前的作家的語言，完全是再創的，那這是什么語言？我覺得就是我們的漢語和幾種主要外國語言的文學家所使用的語言。如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話，歸化過來的中文是像哪種語言呢？是像施耐庵的語言呢，還是像胡適的語言呢？

　　高莽說到的草嬰的翻譯——多少遍打磨達到中國人理解的程度，這當然是用心的了，但更多的我覺得是一種翻譯態度，不是一種翻譯風格。我是不大用翻譯家風格這個詞，因為翻譯家不應該有一種風格，翻譯家的風格應該是原作者的風格。翻譯家只固定用一種風格，除非你永遠能找到吻合你氣質的原作家，實際上那是不可能的。草嬰同時也翻譯托爾斯泰，也翻譯萊蒙托夫，這兩者的語言風格是完全不一樣的。

　　老一輩的翻譯家讓我們尊敬的就是他們特別認真。這個可能也是和當時他們從事翻譯時候的語境有關，像魯迅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幾乎是把俄國文學當成經書的，俄蘇文學的翻譯相當于玄奘翻譯佛經——“這是我們以后要學習的東西”，那當然他們很虔敬。到了下一代，草嬰他們那一代，上世紀50年代是中蘇特別友好的那一段，他們也是畢恭畢敬的心態在翻譯。俄語翻譯我們之前老一輩的譯者都比較接近原文，如果硬要說歸化異化的話，他們是屬于異化的，但是當時不顯得突兀，有一個原因是我們接受了當時蘇聯整個一套話語，不光是文學話語，也包括社會話語、政治話語、意識形態話語。

　　新京報：如果非要盤點的話，俄語翻譯到現在是幾代人了？

　　劉文飛：籠統點說，二三十年代，魯迅、曹靖華是第一代，草嬰算第二代，然后是留蘇回來的那一批，改革開放以后上大學的可能算第四代，這是相對的，有的人可能跨越好幾代。但中間空白了一代，本來我們應該是第五代，但是“文革”中空了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