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首日電”依然是個謎

　　葉子龍的回憶明確說電文是“半文半白”，還有“兵諫”二字。當時中共中央一些機要人員的回憶內容雖然有所不同，但在首日電中有“兵諫”二字卻是完全一致的。

　　《楊尚昆回憶錄》中說：“中央派葉劍英為代表到西安去同張學良保持聯系。有一次葉劍英回來匯報，談到張學良曾說，他想不讓蔣介石在西北留這么多兵，張在說這話時還無意間露出一句：‘必要時進行兵諫。’聽了這話，我覺得有點驚訝，但當時沒想到他真會把蔣介石抓起來。”這是目前所見到的中共中央高層把尚未發生的西安事變表述為“兵諫”的最早回憶。必須指出的是：這句話可能并非張學良的原話。因為張學良直到事變發生后所發的全國通告中，仍然使用“諍諫”而不是“兵諫”。至于事后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張學良更是稱西安事變為“一二·一二革命”。

　　《特工王戴笠》一書說，12月初，戴笠匆匆從南京趕來洛陽，向蔣介石遞交一份重要情報：“根據西北區長江雄風的緊急報告稱，張學良正與陜北紅軍的某一負責人進行秘密接觸，內容不詳。”戴笠的情報，正好可以反證當時正處于歷史緊急關頭的張學良并非孤軍作戰。而且，與紅軍生死攸關的西安事變前夕，保安又豈會像軍統那樣愚蠢地被蒙在鼓里而無所作為。

　　國家安全部負責編撰的《李克農——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一書中含糊其辭地提到了這個問題：“李克農首先得到這個消息，立即報告中共中央。”該書的《序言》表明，為了糾正以往反映隱蔽戰線方面作品的粗制濫造和以訛傳訛，突出真實性和思想性，國家安全部辦公廳“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和具體的幫助。最后由部黨委批準的本書審定小組審定定稿。”該書雖然強調了“首先”，但未能進一步說明李克農當時究竟身在何處，又是如何能夠“首先”的。因此，首日電的來源依然是個神秘的謎。

　　二、張學良機要秘書的回憶為何前后不一致

　　在西安事變的研究中，張學良的機要秘書、中共中央駐東北軍聯絡員劉鼎是個重要人物，他不僅經歷了事變的全過程，而且還幾乎參與了事變中全部的重要活動。迄今為止，只有他的回憶最為詳細，但也最自相矛盾，從而使得西安事變更為撲朔迷離。

　　1，關于劉鼎的兩個回憶

　　劉鼎的第一次回憶是張魁堂根據劉鼎上世紀70年代末的西安事變追記所整理、在《黨的文獻》上發表的《劉鼎在張學良那里工作的時候》。文中說，張學良告訴劉鼎事變決定時已過12點。但他并沒有回去發報，而是在張學良處發報。凌晨2點多與保安中共中央電臺接通。搜山尋獲蔣介石后，張學良又讓劉鼎給中共中央發出文寅電。

　　概括劉鼎的第一次回憶起碼有三個要點：劉鼎事變開始時在張楊的新城指揮部；他來不及回張公館用自己電臺，只能在指揮部借電臺發報；從“凌晨2點多”起，事變指揮部就保持了與保安的聯系。

　　但劉鼎的第二次回憶又推翻了第一次回憶。他在光明日報社1991年出版的《張學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內幕紀實》一書中說：“西安事變爆發的當夜，即12月12日零點，張學良告訴了我要采取的緊急行動的消息，我一分鐘也不敢耽誤，趕緊向中共中央發報，但此時卻停了電，全城也實行了戒嚴，無奈我即從金家巷步行到南院門電料行敲開門買回了電池，待電池買回時，得悉蔣介石已被捉到了，我即刻把這個消息發報出去。”

　　概括劉鼎的第二次回憶，也有兩個要點：事變開始時劉鼎不在新城指揮部，而是在金家巷的張公館；與保安的聯系起始于事變結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