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崔榮偉

　　12月10日至11日，由里克·斯威策率領的美國代表團訪問印度，雙方舉行了新一輪經貿談判。盡管彼此都表達了相對比較樂觀的預期，但一直處于“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狀態的美印雙邊經貿談判第一階段協議卻仍然無法按原計劃在今年年底達成。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是因為美印兩國各自產生了新的利益考慮與算計。隨著特朗普政府新版《國家安全戰略》的出臺和印度外交再次強調“戰略自主”，雙方均從多維度來審視兩國經貿談判，談判的意義已然超出經濟范疇，這意味著后續談判的復雜化。而雙方不設定談判結束時間的舉動說明，美印經貿談判出現了長期化的苗頭。

　　本輪經貿談判的新特點

　　從公開信息看，美印圍繞大多數貿易議題的談判實際上已經結束，僅在大豆、乳制品、投資框架等有限的幾個問題上存在爭議。只要雙方協同努力，在今年年底達成協議也并非難事。但形勢變化——特朗普8月初對印加征25%懲罰性關稅使得美印經貿談判與俄烏沖突掛鉤，以及隨后雙方采取對沖動作，帶來了新的沖擊，直接遲滯了經貿磋商進程，兩國關系也隨之陷入低潮。其后四個月時間里，雙方在采取觀望、試探、交流等措施后，美印關系終于迎來了改善跡象。受此影響，本輪經貿談判也呈現出新的特點。

　　首先，與前幾輪談判聚焦于經濟議題相比，本輪談判被放在重置雙邊聯系的大背景下，是改善兩國關系的一部分。上周，美方有兩個代表團——由艾莉森·胡克率領的政治事務代表團和里克·斯威策率領的貿易代表團先后訪問印度。這在近期美印關系中并不多見。

　　艾莉森·胡克承擔著改善美印關系的使命，在與印外交秘書唐勇勝的會談中強調雙方要深化在國防、能源、技術、太空及可信賴供應鏈領域的合作。依照印方說法，里克·斯威策首次訪印的重心也沒集中在談判本身，而是旨在建立熟悉感和加強工作聯系，其與印方的會談是“實質性的”。

　　可以看出，本輪經貿談判從一開始就不是單純的經濟利益交涉，它是美方在雙邊關系陷入低潮后，嘗試大力度推動美印關系重置的應對措施之一。另一個可資佐證的是在談判的第二天，莫迪與特朗普通電話，雙方討論了地區與國際發展問題，將在全球和平、穩定及繁榮方面進行合作。與之前動輒責難印度的表現相比，特朗普的姿態明顯放緩。

　　其次，印度主動軟化立場，試圖通過多措并舉方式以換取美方在懲罰性關稅和其他問題上的讓步。特朗普施加25%的懲罰性關稅使得美印達成貿易協議的難度大增，在印度面前又增添了新的障礙。本輪貿易談判議程因此分為兩項平行談判——一項是解決關稅問題的框架貿易協議，另一項是全面貿易協議。前一項明顯是想解決特朗普政府對印施加的高關稅問題。為推動兩項平行談判順利進行，莫迪政府一方面主動軟化立場，提前對美示好。12月9日，即本輪談判開始之前的一天，美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就在參議院證實，印度已提出了“美方收到的最好的”貿易提議。至于具體提議內容，雙方都不愿進一步透露。外界可以確定的是，印度明顯是首先讓步的那一方。另一方面，印度加大對美游說力度，不惜以渲染他國威脅的方式來敦促美方行動。在美印談判的同時，印度外長蘇杰生之子杰尚卡爾在美國國會公開宣揚“中國威脅”是美印戰略伙伴的“重要壓艙石”，意在挑動對華疑懼情緒，從側面提升美方簽署貿易協議的緊迫感。

　　最后，特朗普政府對印經貿談判立場發生了變化，旨在實現“既要又要”目標，以圖收益最大化。綜觀從年初上臺至今對印度的種種表現，從公開表達對印度關稅的憎惡之感到推翻前任政府出于圍堵中國而容忍印度對美巨額貿易順差的對印政策，到后來突然加征懲罰性關稅，再到今天“重新發現”印度的戰略價值，特朗普政府的對印政策顯然經歷了一波劇烈震蕩。結合期間特朗普本人及其團隊人員的各種表態，筆者認為，其對印政策背后是兩種政策取向的競爭——一種是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經濟利益優先取向，另一種是國務卿魯比奧等人為代表的地緣價值優先取向。現在看來，面對在戰略價值和經濟價值之間做取舍的問題，特朗普政府更傾向采取“既要又要”立場——既要最大限度地榨取印度的經濟價值，又不忽視印度的戰略價值。如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特朗普對印態度總是反復無常，在拒不撤銷懲罰性關稅的同時又派高級代表團赴印謀求深化合作。

　　美印經貿談判出現長期化的苗頭

　　按照原計劃，美印經貿談判第一階段協議本將在今年秋季——最晚在11月底前達成。但后續形勢發展證明，雙方的預期還是太樂觀了。面對這種情形，部分印度官員繼而期待今年年底能夠敲定協議。而印度政府首席經濟顧問納格斯瓦蘭則認為，協議很可能在2026年3月，即2025財年的最后一個月前簽署，其依據是大多數貿易相關的問題都已經解決了。不過綜合各方面影響因素看，上述期望能否實現恐怕還是存疑的。與之相反，至少有兩個征兆顯示美印經貿談判已出現長期化的苗頭。

　　首先，雙方均沒有設定第一階段協議談判的結束時間。12月11日，即本輪談判的第二天，印度商工部部長戈亞爾在回應格里爾關于“美國收到的最好的”貿易提議一說時稱，如果特朗普政府真對提議感到滿意，就應該盡快按約定與印度簽署自貿協定，印方的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對此，美國方面迄今沒有回應。顯然，這種結果只能說明美方并不滿足于眼前的利益所得，其背后的考慮要么是繼續待價而沽，迫使印度做出更大讓步，要么是先謀后動，耐心等待時機成熟，然后結合形勢發展，再決定布局落子。無論哪種情形，這都表明美方并不急于簽署自貿協定。對此，戈亞爾只能以無奈而悻悻的口氣說“我們不應該帶著截止日期進行談判，因為那將會犯錯誤”。

　　其次，兩國的戰略定位差異將是影響后續談判進程的決定性因素。隨著新版《國家安全戰略》的出臺，特朗普政府明確提出“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具體體現為重新平衡全球貿易關系。嚴重失衡的對印經貿關系在特朗普政府看來當然是不可持續的，必將成為“整治”的重點對象。盡管“重新發現”了印度的戰略價值，但在其能夠被開發、利用之前，美方的重點還是放在榨取印度的經濟價值上。而對印度施以其反制乏力的高關稅政策正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有力手段。另一方面，在經歷50%高關稅的“至暗時刻”后，印度也開啟了市場多元化進程。其效果至少表面看來似乎還不錯——第三季度GDP增速達到8.2%——盡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出了強烈質疑；9月對美出口顯著回調，但總體貨物出口同比增長約5.2%至6.8%，并沒有出現大幅下降，這說明其對沖戰略取得了初步成功。面對日益看重經濟利益的特朗普政府，強化當前的市場多元化戰略將是印度的明智選擇。

　　美印在國家經濟未來發展上的定位差異意味著印度對美經濟依賴性的逐步降低，而美國用來制約印度的空間也將不斷變小。相應地，兩國在關稅問題和其他經貿問題上的博弈也將變得更加耗時持久。

　　（崔榮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本 期 編 輯 邢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