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喜平    走“生態環境可持續的中國特色新型農業現代化道路”，“建立農業可持續發展長效機制”，須改變政府主導下的農村環境治理模式，最大程度地調動農民積極性。
　　農民是農村環境問題的制造者，也是直接的利益相關者。農民天然“在場”的特點，決定了農民應該是農村環境問題治理的核心主體，這也是治理農村環境問題的邏輯基礎和合理性根源所在。然而，在現行的農村環境治理模式中，農民處于邊緣化，成為旁觀者、被動者甚至是對立者。因此，要從農村環境治理的穩定性、可持續性角度來確定農民的主體地位，清晰定位政府的引導角色和監督作用，把這作為一個基本的前提。
　　當然，這不等于將其他群體排除在治理體系之外，相反，農村環境問題的持續性、廣泛性、直接性、長期性、不可逆性和隱蔽性等特點，決定了治理農村環境需要全社會各方面力量的參與，需要充分發揮社會資本的整合、組織、協同和參與等功能。只有在政策上賦予農民主體地位，還農民自主治理農村環境問題的權利，尊重農民的治理和發展意愿，才能把農村環境問題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有序地、徹底地治理農村環境問題。
　　治理農村環境最重要的是理順農民的行為邏輯，增強農民的理性認識。不掌握農民的行為邏輯，制定的政策就不會受到農民的歡迎，甚至產生“反行為”現象。解決問題的核心路徑，是尋找培養農民充分理性的有效載體，建構基于農村環境治理的利益共同體，讓農民在組織框架和制度約束下履行治理環境的義務。無論是農村社區抑或是農民專業合作社、供銷合作社以及其他相關機構，都可以作為組織重塑的依托載體。沒有組織和制度的約束，盲目的市場化是農村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治理農村環境應從機制上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讓農民成為農村環境治理的主體。這應從三個方面著手進行：首先，大力提高農民的環保意識，發揮農民的主觀能動性。其次，探索和建立長效的、動態的利益聯結機制，引導農民積極治理農村環境。最后，構建和完善一套完整的、科學的、系統的制度，讓農民的環境治理行為在制度的框架內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