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鹽財經

　　今天，全球最適合創業的地方在哪里？毫無疑問，除了美國硅谷或大波士頓地區，另一個地方是中國的粵港澳大灣區。

　　而且，在一些特定領域，粵港澳大灣區還擁有全球獨一無二的優勢。當一位創業者要從事智能硬件創業（諸如無人機、智能眼鏡之類）的時候，那么，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能和這里匹敵。

　　從深圳往北，到東莞，再到廣州，這里是全球消費電子產業鏈的樞紐，產業集群覆蓋了從研發設計、核心元器件供應、智能終端制造，再到全球營銷的所有環節。這使得創業者要將一個idea變為一家初創企業的過程，變得異常順暢。

　　“智力集聚”則更重要。

　　從斯坦福到麻省理工，全球的科技創業者集聚大灣區，成就了一個又一個的創新企業。

　　與此同時，一所“成立不久”的大學在創業領域的表現，可以說力壓群雄——這就是粵港澳大灣區創業圈特有的“港科大現象”。

　　香港科技大學，實際上，非常年輕，創立于1991年，但在工程科技領域的創新能力已經霸榜港校。

　　香港科技大學創立于1991年

　　在短短三十幾年時間里，香港科大的教授和畢業生們人才輩出。他們創造了大疆、云洲智能、晶科電子、普渡科技、極目生物等科技獨角獸，涉足的領域從無人機，到智能機器人，再到新材料。據不完全統計，具有港科大背景的硬科創企業，超過了1700家。尤其是港科大教授李澤湘，大名鼎鼎，批量孵化大疆、云鯨等140多家公司。

　　“港科大軍團”的快速崛起，不是一種偶然。探尋現象之后的深層原因，對大灣區乃至中國的理工科創新人才培養，無疑意義重大。

　　2026年，是香港科技大學成立35周年，在這個承前啟后的時間，鹽財經采訪了擔任香港科技大學深圳研究院院長和深港協同創新研究院院長的楊晶磊教授。楊晶磊是全球材料領域知名的華人科學家，為香港科大機械及航空航天工程系教授，也是英國皇家化學學會會士、皇家航空學會會士、香港工程師學會會士。

　　港科大，憑什么能批量造富，跑出一支中國乃至全球最牛的“創業軍團”？

　　“港科大現象”，何以橫空出世？

　　鹽財經：從汪滔開始，創業圈的“香港科大現象”很受社會關注。其實，內地很多高校在1990年代進入深圳，在深圳力推產學研一體化，也在大搞創業孵化。港科大1991才成立，為何能在創業領域后來居上，港科大的學術和科創氛圍，是否有某些獨特之處？

　　楊晶磊：2016年，我離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加入港科大，在科大校園浸潤10年，可以談談一些個人對港科大的感受，主要有有三個方面：一是家國情懷，二是自由環境，三是體制創新。

　　首先，港科大創立于1991年，那時，香港已經是國際金融中心。本地大學培養的金融、律師、醫生等專業人才很受歡迎，但沒有培養理工科頂尖人才的大學。香港當時在尋找轉型的機會，希望成為國際科創中心，那么就需要這樣一所大學。

　　港科大最初吸引的那批人，很大程度決定了學校精神和氛圍的地基。首任校長吳家瑋教授是一位著名物理學家，也是美國大學有史以來第一位華裔校長。在他的號召下，一大批華人科學家從全球逆流回到香港。

　　為什么是逆流？因為1990年代初，正是美國經濟和科技發展的高潮期，產業界和學術界的機會非常多。香港當時還沒有回歸，之前還發生過股災，但大家都有一種強烈的家國情懷。

　　港科大成立之初，我們一位副校長叫林垂宙。他曾是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工研院是全球華人產學研做得最好的地方，臺積電的崛起就離不開工研院。林校長主管的，就是科大的研究和發展，他帶來了很多工研院的人才。

　　也就是說，科大從成立開始，就有了全球最前沿的產學研一體化經驗。家國情懷，也讓港科大培養的創業者很清楚，必須和內地有深度的連接，植根故土，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另一個是自由環境。

　　以汪韜為例。汪韜有做科技企業家的天賦，李澤湘教授在他本科畢業設計和讀研期間給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使他能夠在實驗室扎根，從容展開研發工作，并最終推動了大疆的誕生。

　　科大的學術氛圍是，既注重基礎研究，探索學科的前沿邊界，更鼓勵教授和學生將研究和實際運用場景結合，讓科技和工程去改善社會。于是，這就給了教授和學生們很大的自由空間，科技企業家的培養，正是需要這樣的環境。

　　第三是制度創新。

　　創業的兩個要素，一是智慧，即知識產權，技術專利；二是資金，風險投資。

　　過去，一些科學家和工程師取得某項研究的突破之后，不一定有申請專利的意識。而申請專利，無論是對進一步研究，還是創業都十分重要。尤其對初創企業創始人來說，擁有技術專利，是走向市場的第一步。

　　為此，科大專門成立了“知識轉移辦公室（Office of Knowledge Transfer）”對知識產權進行專業化的管理，幫助教授和研究者整理搜集可能申請專利的成果，節省了他們的精力和時間。同時，該辦公室還會主動發掘那些轉化率、落地率較高、應用場景樂觀的技術，并給研究者提供信息和指引，拓展與業界的合作，充分激發研究人員的創新意識。

　　在啟動資金方面，科大也拿出了真金白銀，覆蓋了早期投資的幾個關鍵階段。比如，在實驗室時期，對應用前景較好的技術，可能有幾十萬到百萬級的資金支持，類似“種子基金”。

　　之后的創投階段，也有覆蓋。比如，科大計劃與業界共同成立總規模20億港元的“紅鳥基金”，支持科大的教職工、學生和校友創業，重點領域覆蓋人工智能、半導體和機器人、新材料、能源和可持續發展、生物醫學及醫療健康等，都是面向未來的產業。

　　建設具有國際一流學術標準，但創新、創意環境卻相對自由的校園，培養具有家國情懷，特別是那種懂得如何用技術和資本、去連接中國與世界的創業者，并在他們的創業早期，及時提供系統性的創新制度支持——在這種環境下，港科大產出優秀科創企業家的概率，自然會大一些。

　　產學研，中國優勢獨一無二

　　鹽財經：在全世界，產學研結合是一種普遍現象，斯坦福旁邊即是硅谷。你在德國和美國的頂尖學術機構都學習、工作過，怎么看待美國和歐洲的不同？

　　現在，中美兩國的科技股漲得最厲害，歐洲好像被忽略了。我們的產學研一體化，應該學誰，還是說要走出我們自己的新路？

　　楊晶磊：美國和德國都有可取之處，我們應該取其精華，走中國自己的路。

　　本世紀初，我在中科大讀本科，并準備出國。由于美國發生了“911事件”，很多同學最后去了歐洲，而不是美國。我去了德國凱澤斯勞滕工業大學復合材料研究所攻讀博士。在新材料研究方面，這所大學注重和業界合作，是空中客車公司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全球航空材料研究的重鎮。

　　德國工業以“工程師精神”著稱，博士培養同樣如此。比如，一個工科博士的畢業標準，就是要完成一個甚至多個企業合作項目，對業界的真問題進行技術攻關，反而對論文的要求可能不是硬性的。經過數年的沉浸式研發，合作方認可的新技術新工藝就出來了。

　　在德國人看來，博士生在前沿企業工作的意義是，你能找到到底哪些研究真正有價值，而且實踐可以修正你的研究方法。實驗室也不能沒有，因為企業的課題有時效性，是頭痛醫頭，所以工作完之后，你又必須回到學校，把在企業所學反饋給實驗室，在實驗室將你的課題的底層機理做更深入的延展。所以，德國博士非常難畢業。

　　美國的基礎研發全球領先，同樣也產學研結合。我在德國完成博士學位后，去了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的貝克曼研究所，該所會承接很多國際大廠的課題。通俗來說，美國人更“卷”，因為美國的學術界、科技界和資本市場的聯動程度比德國要高。

　　很多留學生都知道，在德國，導師可能要你一個月匯報一次，但美國導師會要求你每個星期甚至隔天匯報。而且，美國大學的很多實驗室是“7X24小時”開放的。

　　中國可以做到美國和德國兩者優勢的結合。首先，我們的資本市場，如科創板和港股，和科技圈的聯動程度是比較高的，好項目不缺資本支持，這和美國類似。

　　更重要的是，在和業界的深度嵌入上，我們有著獨特優勢。

　　舉個簡單例子，現在智能硬件創業是一個全球性風口。要在這個領域創業，首先需要從實驗室專利開始，你必須去市場進行產品檢驗，這時就需要“打樣”。在深圳、東莞的工廠，創業者從有點子開始，可能一周，甚至兩三天內，就可以拿到樣品。在世界其他地方，幾乎不可想象。

　　在創業階段，不斷試錯，不斷修正的速度，是企業領先于對手的關鍵之一。我們產業鏈的強大能力，不光是造就中國人就業機會這么簡單，它更是推動中國科創企業大發展的強大底盤。

　　科創企業家，培養秘訣是什么？

　　鹽財經：未來，哪些領域的科學家創業、工程師創業會有較多機會？我們的理工科大學教育，應該如何升級去迎接這些機會？

　　楊晶磊：首先，中國的科技自主是最大的趨勢。它會影響全球產業鏈的重構，也會影響全球科技人才，尤其是華人科技人才的選擇。這是宏觀層面的大方向。

　　在產業層面，則會催生出一大批國產替代和國際原創的機會。

　　舉個例子，高端芯片產業由于其復雜的流程系統和長期的技術積累，從軟件到硬件，都還是由西方企業掌握技術。再深入一些，如果你研究新材料，還會發現一些核心零部件，比如芯片底填膠的某些成分，以及封裝用的環氧樹脂，對整個芯片的性能和可靠性都有重要影響，但供應鏈都不在我們手上。

　　那么，在這些不起眼的高附加值領域，中國本土的創新企業怎么做，才能逐漸和外國對手同臺競技，甚至趕超他們？機會非常多。

　　關于理工科教育，可以談的，有很多。我們只談一個點——未來的一些重要領域，人才培養必須實現學科融合與交叉。

　　香港科技大學（港科大）工學院周圓圓教授帶領團隊，研究持續推動可再生能源電池技術發展

　　打個比方，你要做智能機器人，涉及多少個學科，大家清楚嗎？自動化、新材料、傳感、微電子、機械，還有能源，涵蓋領域之廣，超乎想象。在很多理工科大學，以上每一個領域都是一個教職工規模上百人的學院。

　　過去，理工科教育分得細，這固然有利于科研的深度。但如果是要培養科創企業家，那么在有技術深度的同時，未來，還需要注重廣度和融合。

　　港科大的規模本身就小而精，使得我們一開始就注重融合與交差。這種理念，我們已經在香港科技大學（廣州）開始實踐了。

　　在港科廣學校下屬的學院層級，我們叫“樞紐”，在系這個級別，叫“學域”。這不是簡單的名字改變，是內部組織架構和學生培養模式的范式革命。

　　以“功能樞紐”下“可持續能源與環境學域”為例，能源與環境學科作為基礎，以后必然會引領新材料、可持續能源技術、綠色環境學科的深入拓展，并帶動碳中和等“綠水青山”相關產業的發展。因此，必須要融合。

　　在AI時代，年輕人無論是從事純粹的科學研究，還是成為科創科學家，既有深度又有廣度的融合式學術背景，更能讓他們如虎添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