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聊齋志異新評》卷十四《五羖大夫》。
 
　　《聊齋志異》是清代文學家蒲松齡所創作的杰出短篇小說集，收錄近五百篇故事。書中那些繽紛絢爛的狐仙鬼魅形象，如繁星般璀璨，共同織就了一幅奇幻陸離、引人入勝的文學長卷。然而撥開志怪傳說的迷霧，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真實而冷峻的人間世相——它承載著作者對當時社會的深刻洞察與尖銳批判。
　　蒲松齡（公元1640年—1715年），清初山東濟南府淄川人（今淄博市淄川區）。十九歲初應童生試，便以縣、府、道三試第一的成績補博士弟子員。然而此后科舉之路屢屢受挫，直至72歲才成為歲貢生。
　　《聊齋志異》中有一篇《五羖大夫》，講述山西河津人暢體元為生員時，夢到有人稱他為“五羖大夫”，自以為是吉兆。后來遭遇流寇之亂，他被擄后剝去衣服關在黑屋中。時值嚴冬，天寒地凍，他在黑暗中摸索到幾張羊皮裹身，得以免于凍死。天亮一看，正好是五張羊皮。他不禁啞然失笑，認為是神明與自己開了一個玩笑。后來他以貢生身份被授陜西洛南知縣一職。
　　“羖”（音gǔ）指黑色公羊，“五羖大夫”原指春秋時期秦國大夫百里奚。他原為虞國大夫，晉假途伐虢滅虞后被俘，作為秦穆公夫人（穆姬）的陪嫁奴隸送入秦國，后逃至楚國。秦穆公用五張黑羊皮將其贖回，并授以國政，人稱“五羖大夫”。在他的輔佐下，秦國日漸強盛，成為春秋五霸之一，為日后統一天下奠定基礎。因百里奚出身卑微而終至顯達，暢體元便將夢中“五羖大夫”之稱視為命運崛起的預兆。
　　據康熙《河津縣志》記載，暢體元，字汝正，孝暢里人，以拔貢身份授洛南知縣。他年少時便以孝行著稱，父親患病，他祈愿以身相代，痛哭至形銷骨立，鄉人無不感動。任職九年期間清廉愛民，注重休養生息，曾重修文廟，撰《洙泗從信錄》。致仕還鄉時行囊蕭然，年逾八十仍淡泊自守。乾隆《河津縣志》亦評其“清慎愛民”。
　　據洛南舊志所載，暢體元于順治末出任洛南知縣，任職近十年間捐俸修葺城垣、體恤民情、重建儒學，并主持纂修康熙《雒南縣志》（洛南現存最早方志），治績斐然，堪稱良吏。乾隆《雒南縣志》稱，他對無力納賦的貧民，準許以麻、線、雞、豬等實物抵稅，既不損國庫收入，又切實減輕百姓負擔。清末《雒南縣鄉土志》載：“暢公名體元，以河津科貢任雒。康熙初，寇火初熄，民窶甚，多不能入賦者，元多方體恤，不事追呼，而賦額亦無甚缺。家素豐，嘗捐資修學宮，纂輯邑乘，雒民德之。”
　　稿本《聊齋志異》中《五羖大夫》一篇末尾標注“畢載積先生志”，可知該文原出自畢載積之手，后經蒲松齡潤色收錄于《聊齋志異》中。畢載積即畢際有，蒲松齡同鄉，曾任山西稷山（河津鄰縣）知縣，暢體元的故事當是其在稷山知縣任上所知。蒲松齡在其家設館教學三十余年，畢家資財富庶、藏書豐富、交游廣闊，為蒲松齡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極大支持，《聊齋志異》大部分內容即是在畢家修訂完成。
　　暢體元的故事亦見于王士禎（王漁洋）《池北偶談》，內容大同小異。王士禎官至刑部尚書，主盟詩壇，創“神韻”一派。他是畢際有的內侄，蒲松齡因此與之有所往來。事實上，蒲、王二人筆下的《五羖大夫》一文，均源自畢際有的記述。
　　《五羖大夫》全文雖不足百字，卻詼諧生動、寓意深遠。蒲松齡借暢體元的故事，或許也在諷刺對功名顯達的執念——他一生困于科場，本身就是封建科舉的悲劇人物。只是與現實中的蒲松齡不同，暢體元最終夢兆成真，在洛南知縣任上勤政愛民、造福一方，成為一位被百姓銘記的清官良吏。